昨见研究报告说：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8日在北京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称，国际资本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全球资源，分类定位国家角色而形成了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寄生消费型”国家、以中国等为代表的“劳动生产型”国家、以沙特阿拉伯、澳洲、加拿大为代表的“资源供给型”国家。作为全球“劳动生产型”国家的典型代表的中国正在上演国家财富流失的巨大“健康代价”，主要表现为“肌体过量失血”、“根基营养缺乏”、“成长动力失调”、“生存本钱耗竭”四大社会和经济问题。（孙自法语）

    对于笔者而言，作为海外房产投资的研究者，这些问题和海外房产投资、优化配置房地产、分散货币储值风险、抵御美元弱势引发的全球通胀输入、保证国人的财富有什么深远关系呢？

    首先，国家之间的优劣比较体现在资源配置上，当发达经济体的美国等国家将能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中国，使我们变成肮脏的“生产车间”；而美国自己的宝贵能源却封存起来以备后患；而对于国内泡沫化的房产市场而言，随时可能经历资金外流（美联储升息，资金回流美国）、国内流动性枯竭的境遇，从而房地产市场遭遇骤然崩塌的风险；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在国内房产财富积累的一定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供给型”国家的资源型财富（永久产权的土地或者房地产）作为储备，以备后患；

    其次，财富的计量或者换算机制的改变同样是规避货币贬值风险的主要替代方式。举例而言，从1988年至今的日本房产价格变化不大（目前价格是91年房市崩盘价格的70%左右），但由于日元相对于美元的持续升值，出现了价格没有增长，但以美元计价的房产财富却增长了3倍之巨；同样的情景也可能在中国市场重演：那就是房产价格虽然不降、或者上升，但财富价值却被人民币大幅贬值、绝对购买力的降低冲抵掉了，就会发生收入增加了，房价涨了，但却变更“贫穷”了；因此，大到国家都在重新配置不同的外汇储备—从单一美元转化为日元、澳元、黄金的多元化策略；而对于刚刚由于房产价格攀升而富有起来的国人而言，我们的币值风险都押宝在主权信用货币的人民币上了；因此，才会有27%的中国亿万富豪移民海外的境况，且愈演愈烈；移民和投资海外已经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一种规避风险的措施，特别是规避单一货币计价财富的模式。

    最后，高投资、依赖出口、低对内消费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使得中国成为经济、资本一体化之下名副其实的“搬运工”；希望在我们积累的房产财富在有自主处置的时候选择最佳的财富卸载目的地。